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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架子车引争议 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入，极“左”思想被逐渐抛弃，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序幕终于在1978年最后几天拉开……
1978年的报纸，如果要说出10个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四人帮”、“揭批运动”、“大寨”、“真理”一定能登上排行榜。
和全国人民一样，两千多万陕西人早早就感受到了变化，而对于领导层来说则面临新的困惑。一方面，大家很想把陕西的“国民经济尽快地搞上去”，另一方面又经常会在“方针路线问题”上陷入困扰。
1978年，陕西出台过一个文件（陕发<78>87号），很有点“物权法”的意思，它明确农民自己出钱购买的架子车，生产队不应收归集体所有。 那时候，人们‘一大二公’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私人拥有生产工具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所以一个架子车的问题都要省委发文。 1979年：36人摁手印“秘密分田” 1979年，中央宣布：“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不能当作所谓资本主义尾巴 去批判。”当年春夏之交，城固县城关集市开张，关闭多年的集市贸易逐渐恢复。
1979 年9月，南郑县红茶人民公社铁匠街生产队36户社员在队长李云山的带领下，偷偷“分田到家”。而在7个月前，安徽凤阳小岗村已将土地分到18户农民名下。一年后，这种来自基层的探索为中央肯定，几个农民的手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而铁匠街生产队的“秘密分田”，为陕南、乃至整个陕西的“包产到户” 走出了第一步。
当时37岁的共产党员李云山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从部队回到铁匠街生产队已经16年了。16年来，他和社员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但“吃不饱、饿肚子”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李云山建议生产队把集体的田地包产到户，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耕种……他的这一“想法”在当时不仅很大胆，而且很“反革命”。 1980年：“摘帽”后的第一个春天 1980年5月，刘少奇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千古奇冤，一朝春风荡涤。在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年头，千百万的苦难者，因“拨乱反正”获得新生。解冻的中国大地上，人心亦如奔腾的河流，重新焕发生机。
春天来了，充满希望与变化的一个时代开始了。
1980年，在郑大年的记忆里，仿佛只有一个季节，那就是春天。“心里的大石头挪开了，人们都欢天喜地的。我呢，一分钟都不愿意浪费，开会的间隙都在看书。那时，我的偶像是陈景润！”郑大年说。
电影《桃花扇》可以公开放映了。郑大年专门去了趟电影院，银幕上，他看见了17年前的自己。
作为演员，他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已在“文革”那腥风血雨中消磨。他心里着急，想把那丢掉的时间追回来。《八十年代一天也不能耽误》，这是1980年2月《解放日报》上的一则社论标题，也是整整一代人急切的呼唤。 1981年：农民王高志的“投机”经历 1981年，“倒爷”风行，全国各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分子的活动。王高志因倒卖生漆，赚取差价，成了陕西省打击投机倒把反面典型，被监禁6天。
这一年，为了让自己的3个孩子吃饱饭，有衣穿，位于秦岭山区的商县阳峪河公社银明大队的社员王高志，冒着一年脱两层皮的危险，当起了割漆工。随后在“倒爷”们的指点下，一心想发家致富的他，打听到汉中的生漆价格比宝鸡每公斤高出7元，于是将生漆贩卖到汉中，没想到却成了“投机倒把”分子，换来6天的牢狱生活。
1981年，是王高志充满理想与灾难的一年。
“到死都不服气我是投机倒把分子。”想起那陈年往事，王高志紧皱双眉，拿烟的手微微发抖。 1982年：西安来了个“铁市长”
张铁民任西安市长只有3年，从1981年11月到1984年11月。时间很短，留下的印记却很深，给市民留下的印象更不用说。如今，与“铁市长”一起工作过、接触过的人回忆起他，也情难自禁。
敢于碰硬、铁面无私的“铁市长”，被老百姓传颂最多的故事，却是他体恤群众，给老百姓办的那些实事。这是“铁市长”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并非冷冰冰板起的铁面，而是温和的笑颜。
他对我们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自己要有本事，要像老百姓的孩子一样。
他是性子很直的人，不会拐弯抹角，有不同意见，会直接说出来。他是原则性很强的人，有 | 
发表于 2010-7-23 17:3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