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三才籍贯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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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林党魁”李三才是西安阎良人

                                                              ——李三才籍贯解读    

                                          西安市阎良区政协文史委   李飞

 

     李三才（？—1623年），字道甫，号修吾，明代著名政治家，万历二年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抚淮十三年，犯颜直谏，惩治税使，政绩卓著，是明后期少有的干臣之一。更多的人知到他，是因为当时的阉党强加给他“东林党托塔天王”的党魁头衔和上世纪六十年代邓拓同志写的《为李三才辩护》被指替彭德怀翻案的事。他的生平事迹早已被写入《明史》、《中国通史》，此处不再赘述，重点考述这位名人的籍贯。

     人的籍贯，是反映一个人生平和本源的第一要素，是不能含糊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籍贯指祖居或个人出生地。但这个解释不够准确，如大诗人李白生于中亚碎叶，能说李白的籍贯是碎叶吗？中国国民党的荣誉主席连战先生生于西安，能说他的籍贯是西安吗？显然不能。在实际应用中，在履历表的填写说明中，“出生地”指的是本人的出生地；“籍贯”指的是祖辈以上长期居住的地方。如毛泽东籍贯是湖南湘潭，寄籍北京，他的孙子毛新宇填写籍贯时一直为湖南湘潭。又如现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虽然出生地不是陕西富平，但因其曾祖父习永盛至父亲习仲勋少年时期一直居住在陕西富平，他的籍贯就是陕西富平，简历中一直称其陕西富平人，生于北京市。

     据张廷玉等人纂修的《明史》载：“李三才，字道甫，顺天通州人。”顺天通州即今北京市通州区。但大多书籍上则说李三才是陕西临潼人，有的还将二说并存。那么李三才究竟是哪里人呢？这就要弄清李三才的籍贯了。据北京孔庙《进士题名碑》明确记载李三才的乡贯（即籍贯）为陕西临潼，那么他就是临潼人吗？不是。因为李三才的祖居地今属西安市阎良区，我们阎良区政协在编纂文史专辑《阎良村情》时，经过细致的调查走访，查阅文献资料，发现了李三才的祖居地——阎良区关山镇坡李村。李三才死后，他的儿子为避阉党迫害，从通州迁到山东滕县去了，其后裔至今仍在那里生活。所以，李三才的籍贯是西安市阎良区，也可以说李三才是西安市阎良区人，生长于北京通州，通州是他的寄籍地、侨居地。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的宣传力度不够，以致区划调整23年来，诸多有关李三才的研究文章将李三才的籍贯陈陈相袭，说成陕西临潼，李三才籍贯西安市阎良区却鲜为人知。

      康熙四十年（1701年）《临潼县志》载，李三才是临潼县任村里人。又云：“任村里，县北七十五里。村四：康村、任村、孝村、罗村。”从《临潼县志·疆域图》可知任村里的大致方位在原临潼县渭北石川河附近，1987年这里已划归西安市阎良区管辖。康熙年间的康村、孝村、任村至今仍存，唯不知罗村所指。康村今属阎良区关山镇，孝村、任村今属阎良区武屯镇，如此看来，明清的临潼县任村里在今阎良区石川河附近，辖今阎良区武屯镇、关山镇各一部，李三才的老家就在这一范围内。

    2010年，阎良区政协文史委在编纂《阎良村情》时，在关山镇坡李村走访时发现该村就是李三才的祖居地。坡李村位于阎良城区东北约20里处在荆原坡下，因李姓建村，故名坡李。该村之北的荆原上即为康熙《临潼县志》中所说的康村，从范围上讲，该村明清时属临潼县任村里。民国后期至1987年该村属临潼县康桥镇，1987年8月随区划调整，划归西安市阎良区，属于阎良区康桥镇。2002年康桥镇并入关山镇，至今该村一直属阎良区关山镇康村行政村管辖。据该村的耄耋讲，他们从小就知道李三才的老家是他们村，解放前该村还有李氏祠堂，这里至今仍有李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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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已与山东滕州市的李三才后裔取得联系，他们表示近期将派人来阎良寻根联谊。据李三才的后人将，李三才死后，他的长子李复始为避阉党迫害，弃官入腾，定居蓬莱山下，改姓石。后来其弟也到此，仍姓李，至今石、李不分，谱系一致。自1574年，李三才回今阎良关山镇坡李村祭祖后，再未回过故里。阎良坡李村的村主任李茂盛获悉同宗李三才的后裔将来阎良寻根，表示将热情接待分离300多年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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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通史》第九卷　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二节 李三才

    李三才字道甫，号修吾。祖籍陕西临潼，世代为武功右卫的军官，因祖父调宿卫燕京，举家东迁，侨居在顺天府通州的张家湾（今属通县）。此地濒临运河，西北近望北京的小镇，李三才就在这里长大。万历二年（1574），他以二甲第七十名考中进士②，从而“束发登朝”③，授户部主事。不久，又升为郎中。在这期间，李三才与同僚中的魏允贞、李化龙相结交，并成为终生的挚友。他们都是年轻气盛，初涉仕途，想大显一番身手，于是相互鼓励，“以名世相期许”。　　      万历十一年（1583），身为御史的魏允贞看不惯阁臣张四维、申时行的儿子在科举中都题名金榜，就疏劾张、申“不当以甲第私其子，蹈故相张居正覆辙”①。结果受到神宗的严旨切责并左迁外官。李三才为此十分不平，站出来替魏允贞辩护，同样也被降职为山东东昌的推官，从此，李三才在朝野中声名大振。在东昌的任内，李三才雷厉风行，治尚威严，颇得民心，以致“二十年后，民犹思之”②。没过多久，他又升任为南京礼部郎中，恰好此时魏允贞、李化龙、邹元标等与李三才意趣相投的知己都在南京任职，于是他们更是“相与讲求经世务，名籍甚”③。随后的几年里，李三才在仕途上屡有升降，任过山东佥事、河南参议，进为副使，先后两次管理山东、山西学政，最后被提拔为南京通政司参议，召任大理寺少卿。有识之士深深地为李三才被谪后十数年的坎坷经历所叹息，但“道甫意甚乐也”，并不计较这些。确实，李三才在任职时不同于俗辈，不时显露出才能，从而得到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赏识，被誉为“言足以犯当世之忌而无其险，功足以为端人正士之伟而无其奇，风足以廉顽直懦流映千载而无其高”④。
　　万历二十七年（1599），李三才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并巡抚凤阳诸府。这时，明朝朝野水火之势已大体形成，播州、朝鲜的战火连绵不断，神宗又置朝政于不顾，派遣出大量的矿监税使，搜括民脂民膏以供自己挥霍，结果弄得各地怨声载道。李三才所在的辖区也不例外，“榷税则徐州陈增、仪真暨禄，盐课则扬州鲁保，芦政则沿江邢隆”。他们引用一批无赖，伪造印券，就像追捕逃犯一样，公然进行掳掠抢夺。其中陈增尤为横暴和贪婪，甚至侮辱各级官吏，李三才在官场奉事二十余年，看透了种种官僚弊病，他并不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唯唯诺诺、失去棱角的官员，而是抱定自幼即铭刻在心的“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视“富贵功名都如梦幻”①，因而对于陈增的贪暴，李三才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与之周旋，裁抑陈增的帮凶爪牙，最大程度地减轻矿监税使可能造成的危害，安抚受到骚扰的百姓市民，同时对于那些因不堪忍受矿监税使凌辱及地方官员剥削而起来反抗的百姓，也毫不留情地加以镇压。如浙江人赵一平自称是宋室的后代，在徐州联络孟化鲸、马登儒等，欲在万历二十八年二月起义，结果谋事不慎，为李三才捕获。当然，李三才也深知造成地方不安局面的根源在于皇帝的贪婪，于是连连上疏陈述矿监税使给地方带来的危害，要求神宗停止遣派。但神宗对于这些来自地方的正当呼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李三才的奏疏也常常以当时神宗惯用的“留中”手法不了了之。万历二十八年（1600），李三才以十分激烈的措词再次向神宗上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神宗仍无动于衷，这份奏疏也被搁置一月有余。于是李三才上疏更尖锐地指出：“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也没有得到神宗的任何回音。其实，神宗并非不知道派遣矿监税使的危害，万历三十年当他突然得病，自以为快要驾崩时就曾下诏召回矿监税使，改革一切弊政。但次日清晨，他又突然复元了，后悔昨天的做作，派遣宦官将已下达的诏令手谕硬从阁臣手中抢了回来。李三才得知此事后，再上疏告诫这种危险的状况，仍如泥牛入海。

　然而，神宗对李三才言辞激愤的奏疏并非不放在心上，不过是把对这种缠扰的厌恶默默地铭记，一旦有借口和机会再示以惩戒。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当时运河清口一段河水干涸，阻隔了船只的来往，需要开浚并建立新闸。李三才对整个工程进行盘算，大约要花费二十万两白银才能完工，明廷无力支出这笔巨款，他就请朝廷留下北运的漕粟暂时用作工费。这一建议遭到户部督储侍郎赵世卿的反对，李三才看到自己的计划无法实现，借口有病向神宗提交了辞呈，借以对赵世卿施加压力。早就对李三才不满的神宗自然不假思索就应允了。淮扬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给事中曹于汴，御史史学迁、袁九皋都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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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九卷　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二节 李三才

李三才字道甫，号修吾。祖籍陕西临潼，世代为武功右卫的军官，因祖父调宿卫燕京，举家东迁，侨居在顺天府通州的张家湾（今属通县）。此地濒临运河，西北近望北京的小镇，李三才就在这里长大。万历二年（1574），他以二甲第七十名考中进士②，从而“束发登朝”③，授户部主事。不久，又升为郎中。在这期间，李三才与同僚中的魏允贞、李化龙相结交，并成为终生的挚友。他们都是年轻气盛，初涉仕途，想大显一番身手，于是相互鼓励，“以名世相期许”。　　      万历十一年（1583），身为御史的魏允贞看不惯阁臣张四维、申时行的儿子在科举中都题名金榜，就疏劾张、申“不当以甲第私其子，蹈故相张居正覆辙”①。结果受到神宗的严旨切责并左迁外官。李三才为此十分不平，站出来替魏允贞辩护，同样也被降职为山东东昌的推官，从此，李三才在朝野中声名大振。在东昌的任内，李三才雷厉风行，治尚威严，颇得民心，以致“二十年后，民犹思之”②。没过多久，他又升任为南京礼部郎中，恰好此时魏允贞、李化龙、邹元标等与李三才意趣相投的知己都在南京任职，于是他们更是“相与讲求经世务，名籍甚”③。随后的几年里，李三才在仕途上屡有升降，任过山东佥事、河南参议，进为副使，先后两次管理山东、山西学政，最后被提拔为南京通政司参议，召任大理寺少卿。有识之士深深地为李三才被谪后十数年的坎坷经历所叹息，但“道甫意甚乐也”，并不计较这些。确实，李三才在任职时不同于俗辈，不时显露出才能，从而得到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赏识，被誉为“言足以犯当世之忌而无其险，功足以为端人正士之伟而无其奇，风足以廉顽直懦流映千载而无其高”④。
　　万历二十七年（1599），李三才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并巡抚凤阳诸府。这时，明朝朝野水火之势已大体形成，播州、朝鲜的战火连绵不断，神宗又置朝政于不顾，派遣出大量的矿监税使，搜括民脂民膏以供自己挥霍，结果弄得各地怨声载道。李三才所在的辖区也不例外，“榷税则徐州陈增、仪真暨禄，盐课则扬州鲁保，芦政则沿江邢隆”。他们引用一批无赖，伪造印券，就像追捕逃犯一样，公然进行掳掠抢夺。其中陈增尤为横暴和贪婪，甚至侮辱各级官吏，李三才在官场奉事二十余年，看透了种种官僚弊病，他并不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唯唯诺诺、失去棱角的官员，而是抱定自幼即铭刻在心的“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视“富贵功名都如梦幻”①，因而对于陈增的贪暴，李三才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与之周旋，裁抑陈增的帮凶爪牙，最大程度地减轻矿监税使可能造成的危害，安抚受到骚扰的百姓市民，同时对于那些因不堪忍受矿监税使凌辱及地方官员剥削而起来反抗的百姓，也毫不留情地加以镇压。如浙江人赵一平自称是宋室的后代，在徐州联络孟化鲸、马登儒等，欲在万历二十八年二月起义，结果谋事不慎，为李三才捕获。当然，李三才也深知造成地方不安局面的根源在于皇帝的贪婪，于是连连上疏陈述矿监税使给地方带来的危害，要求神宗停止遣派。但神宗对于这些来自地方的正当呼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李三才的奏疏也常常以当时神宗惯用的“留中”手法不了了之。万历二十八年（1600），李三才以十分激烈的措词再次向神宗上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神宗仍无动于衷，这份奏疏也被搁置一月有余。于是李三才上疏更尖锐地指出：“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也没有得到神宗的任何回音。其实，神宗并非不知道派遣矿监税使的危害，万历三十年当他突然得病，自以为快要驾崩时就曾下诏召回矿监税使，改革一切弊政。但次日清晨，他又突然复元了，后悔昨天的做作，派遣宦官将已下达的诏令手谕硬从阁臣手中抢了回来。李三才得知此事后，再上疏告诫这种危险的状况，仍如泥牛入海。

　然而，神宗对李三才言辞激愤的奏疏并非不放在心上，不过是把对这种缠扰的厌恶默默地铭记，一旦有借口和机会再示以惩戒。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当时运河清口一段河水干涸，阻隔了船只的来往，需要开浚并建立新闸。李三才对整个工程进行盘算，大约要花费二十万两白银才能完工，明廷无力支出这笔巨款，他就请朝廷留下北运的漕粟暂时用作工费。这一建议遭到户部督储侍郎赵世卿的反对，李三才看到自己的计划无法实现，借口有病向神宗提交了辞呈，借以对赵世卿施加压力。早就对李三才不满的神宗自然不假思索就应允了。淮扬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给事中曹于汴，御史史学迁、袁九皋都纷纷上章要求挽留李三才，其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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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之望《临潼县志》序

                                                                                            李三才

    语有之:旧国旧都,望之畅然。即山陵草木,犹足以系怀而增感喜。况进此者,不佞之去临潼而家蓟门也,四世矣。居恒从先大夫及旧故往来者谈故乡风土,辄神往骊山渭水间。木本水源意固远矣。甲戌秋始从先大夫一展祖墓,乃上自耆旧先贤之轨躅,下逮物产之纷错与古迹之存亡,遂得一一属目焉。因问邑有志乎?缺矣!邑必有志,奚容缺?考验惩劝于何取,非直畅然相望已也。顷得请于直指余公,檄饬修纂,而邑之闻人武铨部实载笔焉。书既成,弛示不佞,且征弁言。
      窃惟秦中自古帝都,新丰、栎阳迫掖下,号为冲地。时当泰宁,祠雨金之畴,徙枌榆之社,浴温汤之泉,辇华清之宫,绮丽都雅不可殚记。及乎多事:周以烽,项以炬,历汉季隋唐,屡成争薮。盖三秦搤天下吭,此尤其吭。际通呼吸者地綦重矣。栖凤原,饮龙川,错绣岭,幽贞之所栖遁,灵怪之所隐见,宜有奇杰郁浡而间出者。即以周初颠闳散适三千,疏附大都,多关以内产。第史逸无考,不明畴属吾邑耳!其后出者固荦荦可志也。风土故朴重,胡以诈力相加?夫,周秦不易民也。雍州之地,相袭自若也。《七月》之歌,《驷铁》之咏,胡前后顿易若此。骊山相传多金,乃更为地崇,幸顷者掘采止而氓稍甦,然创巨痛犹深也。
    盖作志之本旨如此。至其相引纪传,析合异同,枝附叶缀,自有条贯。无论考验今古,可信可征,可劝可惩。即以越乡之人读之,若身历目涉,了然于心。昔胡宽营新丰,仿写逼真,用慰怀土者。不佞居恒怀土,读之足当卧游阡陌,不移而肖愈甚,奚啻耳闻已目击矣!所以慰本源之思,而畅然于怀者可胜道哉!

  注：武之望为明代关中鸿儒，官至陕西三边总督，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广阳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