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亦楠在人人网的头像一直没换。照片中的她右手高举金色奖杯,左手紧紧攥着有些夸张的学校创业大赛冠军奖品——一个代表15万元支票的纸板,足足有一米多长,还有黄色的大号纸钥匙,以及一张红底金字写有“最高奖”的证书。 1993年出生的黄亦楠,从内到外透露出一种异乎同龄人的成熟,白色的雪纺上衣,黑色短裙,卷发披肩。接过她的名片,上面写着北京爱搜派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事实上,这家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刚刚成立一个月,听说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正在改革,黄亦楠略带遗憾地说,“要是早出台一个月就好了。” 11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情况发布会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张茅说,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遵循的原则是,宽进严管、创新公司登记制度、降低准入门槛、强化市场主体责任,促进形成诚信、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 这成为又一次向市场宣告简政放权的信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看来,“改革早就该进行”。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最低注册资本制度在实践中无力阻止失信之人采取虚报注册资本等方式滥设公司,却能把胸怀创业梦想的诚信人群、尤其是资本不够雄厚的阶层挡在公司制度之外。 如今,这一包含着复杂行政审批和严苛限制的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正在还给那双“看不见的手”,有心创业的人们也许不会再因为以往“繁文缛节”而“头大”了。 注册公司有多难:几个月,16趟,几十张表 9月24日对黄亦楠来说是个大日子,从北京工商局海淀分局接到公司营业执照的那一刻,她格外兴奋,以至于一个月后,她还和员工还举行了颇有仪式感的满月聚会。 成为名正言顺的企业法定代表人,黄亦楠为过去几个月来的忙碌奔走并未白费松了一口气。但拿到营业执照只是漫长注册公司之路的中点,等待她的,还有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银行开户以及分别到国税局和地税局报到。 从7月正式递交第一张表格,到最后去地税局报到,黄亦楠注册登记一家新公司,总共花了几个月,除了跑了两趟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创业园去咨询大学生创业的优惠政策外,还跑了两趟社保局、7趟工商局、两趟中关村科技园区服务中心办事大厅、1趟国税局、两趟地税局,总共16趟,才真真正正地开启了创业之旅。 决定创办公司的时候,黄亦楠“什么都不知道”。她先上网查了一下,又跑到人大创业园问了问扶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然后和同伴第一次走进工商局。“当时工作人员都很忙,忙着盖章,没人搭理我,我抓着一个类似志愿者的人问东问西,最后把人家问烦了,我就又让同伴接着去问。”两个稚嫩的大学生总算摸清了些许门路。 第二次去工商局,黄亦楠正式向工作人员提出要申请注册公司,递到她手里的是一个详细的流程。黄亦楠很奇怪,虽然那些“匪夷所思”的章程和文件上的每一个字她都看得懂,但当它们连在一起时,似乎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黄亦楠完全不知道其中的重点是什么。有点晕头转向的她又跑去工商局咨询。 这一回,她非常直接,“您能告诉我这两页写的到底是什么吗?”工作人员瞅了一眼,说:“哦,其实就这两条有用,剩下的没有什么。”黄亦楠愈发清晰地感觉到,这些看似清楚的条条框框其实一点也不清楚。 真正的第一步是从网上注册公司名称开始的。名称核准后,需要到工商局领核准书,“上交一份表格都要等两三天才有回复。再赶上双休日,一个星期就这么过去了。”黄亦楠颇有些无奈地说。 之后是开户入资,紧接着要提前预约去工商局交材料的日期,把包括住房合同在内的各种材料准备好后,提交到工商局。5天后,营业执照终于到了黄亦楠手里。虽然她承认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有些拖沓,但还是忍不住抱怨办事机构的低效。 “他们的信息更新非常不及时,我们在网上查到需要提交验资报告,就花了300元找会计师事务所办理,最后交材料的时候,工商局突然说这个不需要了,白花钱了”。黄亦楠觉得办事机构“不该写的写,该写的又不写了”,她第一次去地税局报到的时候,因为材料没带全而白跑了一趟。当时需要带一份和注册地点签下的合同,由于合同太厚,文件夹放不下,黄亦楠没在网上看到需要带这份合同的要求,也就没有带去。结果自然是办理不了。 在黄亦楠看来,相关机构的收费也不太合理。“我在国税局交了120元,我都忘了收的是什么名目的钱了;在地税局,他们跟我说现在报税都是在网上报,得买一个数字证书插件,收240元。”虽然在黄亦楠看来,这都是小钱,但她依然坚持认为这些钱“收得没有必要”,“让人心里不太舒服”。 曾经复杂的公司注册登记制度催生了一个产业链。在工商局附近,有很多代理公司的雇工分发名片。代理的业务有“工商注册、企业年检、税务登记、变更增资、代办审计、刻章备案”等。 黄亦楠说她差不多填了50张相似的表格,她觉得自己注册这样一个一人独资的企业,按道理来说,提供一个身份证就足够了,但她远远低估了流程的复杂程度。实际上,如果是两人及两人以上的公司,还要相关人员全部到场办理,情况要繁琐得多。 打破限制,激发社会投资活力 时间倒回到大一的暑假,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2011级本科生黄亦楠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实习。在一家视频技术公司,她负责为国外的视频编目。黄亦楠在实习期间的表现无疑是出色的,不仅完成了工作,还设计了一套方案,优化了编目流程,节省了1/3的人力。暑假过后回到学校,公司又找到了这位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优秀实习生,请她帮忙介绍同学再来公司实习。 这个机灵的女孩在此时看到了商机,既然企业需要实习生,学生又急需实习经历来丰富自己,何不建立一个介绍兼职与实习的平台将企业与学生联系起来呢?黄亦楠和她的团队最终组织了近300名学生承担了这家公司的编目项目,完成了10万余条编目,为学生发出共计50万余元的工资,也为公司省下了100万元的成本。 凭借这个点子,黄亦楠在大二带着5位学弟学妹参加了学校创业之星的比赛。在这个全校最高规格的创业大赛里,他们从100多支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冠军。主办方承诺奖励这支参赛年龄最小的队伍15万元奖金以及入驻人大创业园的机会。这为黄亦楠省了不少麻烦,“因为注册地点不能在居民楼里,对于学生而言找一块商业用地的成本太大也太困难。”黄亦楠的公司主要在网上发布信息、寻找资源,并不需要固定的办公地点。获得比赛的冠军后,她能以每月200元的租金租下创业园里一个工位,尽管这张桌子算上旁边的过道不过几平方米,但它帮助黄亦楠顺利地解决了注册地点的难题,即便他们从不在这里办公。 但更多的囊中羞涩的年轻创业者并不如黄亦楠般幸运。按照我国的规定,公司在成立前应先择定其住所,在申请公司注册登记时,须向登记机关提交住所证明,以证明将要注册的公司对该住所享有使用权。公司地址是公司章程中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之一,假若未作记载,则有违公司存在的合法性。这对刚刚走出校园或是尚在校园,两手空空的创业者来说是个不小的障碍,也催生了各式代理“500元提供注册地址”的小广告。 这一局面也许很快就会被打破。在此番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中,明确提出“放宽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由地方政府具体规定”。 张茅对此的解释是,一方面很多中小企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等企业以及初次创业的企业,对住所的要求不高,希望能够根据生产经营的情况自主选择住所,包括利用居民的住宅经商办企业。另一方面,出于社会管理的需要,并非任何场所都可注册为企业的住所。比如注册登记的住所为住宅,经营者的经营活动可能会扰乱邻里的生活,造成民事纠纷。比如注册登记的住所是违章建筑或者是危险建筑,可能就会造成住所的合法性问题,造成危害隐患。所以,这次注册登记改革对住所的要求是按照方便注册和规范有序的原则,放宽住所的条件管制,既要释放更多的场地资源,特别是一些像电子商务、创意产业发展的要求,方便企业的注册登记;同时,也要把权力放到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情况需要、社会管理的需要作出具体的规定。 尽管官方没有明确表态经营场所的“放宽”会达到何种程度,但仍有媒体将其解读为“中央拟放宽民宅开办企业,具体情况由地方规定”,业内普遍把更多的期待寄予地方政府如何沿着中央指出的方向继续前行。 在中国人民大学留学人员创业园主任曾繁文看来,相关政策会减少大学生创业的“死亡率”。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对留学生创业的政策倾斜有很多,比如房租减免、资金支援等。但是在大学生创业上,房租、注册资本都是成本。他们刚刚从学校毕业,经验、资源、社会关系非常有限。注册登记改革后,将取消注册资本的最低限制和放宽经营场所的规定,对于大学生来说,无疑是利好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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