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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荡时代的理念与文化重建ffice ffice" /> 从辩证的角度看，社会发展过程从来都是缺陷的，总是会出现问题，我们就在矛盾与否定之否定中不断寻求进步。近些年来社会发展快，企业发展也快，在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因为速度快而被遮掩或忽略，但积累到一定时候、特别是当速度慢下来时总是要爆发的。即使是我们国家的情况也一样，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失衡、出口投资内需三驾马车失衡、以及国民收入分配的问题不就因为此次金融危机而暴露出来了吗。 西飞也一样，这些年积累了很多隐性问题，这些发展中的问题还是要靠发展来解决。什么问题呢？我觉得是发展理念或者说是企业文化的问题，具体一点说，我更觉得我们是没理念、没文化了，虽然这些年我们的号子喊得震天响。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体制变化，也就是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原来的理念和文化不适用了，而新的理念与文化还没形成。打个比方，对照一下李溪溥、陆颂善那个时期的人就能理解，他们基本上活得是纯精神的，一心为国不求其他，那个时候的人争着抢着要加班为国家多做贡献同时也表现自己政治上又红又专，现在谁能做到？因为现在讲市场、讲效益、讲利益，在经济至上的原则下精神的东西退位了。但因为国家政治体制的原因，精神又没有完全退位，因此造成企业治理理念的混乱。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要讲效率和效益、按照国情要讲政治，但在纯粹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二者原本是不相容的。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外经内政”。 因为这种理念上的缺失，也就造成我们文化的错位。而企业文化是企业治理的上层建筑——脑子出了问题身体肯定运作不灵。具体就表现在经营管理上多种文化理念混杂，忽左忽右摇摆不定，现代企业的法治建设推动不力，人治色彩依然浓厚。比如说在企业管理上，指挥企业运行靠什么？靠各种规章制度和文件体系。但这些制度文件的制定靠什么、也就是说依据什么样的核心理念？是集权还是民主，是重奖还是重惩，是以企业的“法”为主还是以领导的权威是从，是首先考虑企业利益还是首先考虑员工利益，等等问题不一而足。我们制定制度规章或文件，是靠着有限范围的管理层人员依据经验或自身认知去层层推敲，最终还是由领导拍板，人治色彩太重！至于在制定的时候某个条款为什么要这样而不那样，其依据是什么，天知道有限范围的那些人当时会怎样想——但从此就决定了我们这个群体的共同行为标准。 产生这种理念缺失的还有其它原因——企业发展缺少自治权，产权与经营权交错，产权决定着经营权；还有就是集权制的官本位治理结构。 理念的缺失造成一些制度上的问题，比如大家说的领导权力化腐败或管理能力等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制度性问题，因为单凭个人品德或人格等方面去要求——这是典型的东方哲学思想的“性善论”，而非现代法治社会哲学思想基础的“性恶论”（假设人性本恶，因此设置限制让人不能为恶而向好的方向发展）——请问在如今的时代你能经得起多少诱惑？你的人格与道德底线能坚守住10万、100万、1000万？所以必须要让制度来净化领导权力、培养出好领导。但我们的制度在那里？比方说一 | 
发表于 2009-6-6 23:5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