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话一筐:
老茅能说到这个程度已经很难得了。大家心知肚明,其实是控制政府的那个组织不讲理。
茅于轼:中国民怨的根源在于政府不讲理
2010年05月11日 09:17凤凰网财经
纪念张佩英烈士遇难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中国据说是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可说是首屈一指的。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是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得这样快的。特别是中国从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独裁统治,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就是值得大家羡慕的。和俄国,日本,东欧,拉美比,更不用说和非洲国家比,我们都比他们强。在生活的提高上,在政治的进步上,在国际地位的上升上,谁也比不上我们。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是叫人瞠目结舌的。三十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可是同样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似乎中国社会很快就要崩溃。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的领导人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开幕,人大开会,北京就成了警察国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菜刀都不许随便卖。这使我们想起在中学读历史时,异族统治的元朝有过类似的规定。政府这样的恐惧感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大清。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的刺激。民怨加剧是和经济成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平感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平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收入不平看成缓解民怨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
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经不起检验。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发怨气,但是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香港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一百公里,每天都有几万人出出进进。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大陆还高,2002年时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大陆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大陆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大陆,东西之间自然条件非常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大陆的分配不公部分地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离很近的人之间收入的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别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的民怨。的确,香港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曾经发生多次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和静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
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政府官员化公为私,钱权交易,引起大众的怨恨。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