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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今天发表郑永年先生的专文《中国中产阶级的厄运和社会的不稳定化》。文章指出，最近中国社会出现的两大热点问题，一是财富的集中，二是基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把社会顶端的财富高度集中和社会底层的无政府状态放置在一起考量的话，那么中国社会的高度不稳定就会凸显出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中产阶级的缺失。中产阶级的不发达或者发展不起来主要是中国经济中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笔者以为，近年来中国屡屡发生惹人注目的群体性事件，诚如郑先生所言，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对立加剧，造成社会的高度不稳定。而改变此种情况，非要培育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的栋梁和稳定器不可。 自邓公三十年前振臂一呼，改革开放遂成不可逆转之势，我国进入发展的坦途，业绩累累，有目共睹。“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是硬道理”，这些朴素的句子都曾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励我们的社会不断向前发展。邓公说这些话有很重要的历史与现实背景：十年浩劫刚刚结束，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工农业生产停滞，社会动荡不安，民众生活穷困，全国上下精神苦闷、内心迷惘，不知道方向，不知道出路，急需要导师式的人物出现，为国家和人民指明航向。邓公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是时势造英雄；邓公那些话，更是时代的呼唤。中国能有三十年的稳定发展，全倚仗老成谋国、一言九鼎的邓公那些底气十足、英气如虹朴素话语，堪称定海神针。 但邓公的话只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矫枉过正之语。一个饿得发昏的人，并不计较你给他的食物是什么，但他吃饱喝足之时，你给他食物就要面临他的挑剔的眼光。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其实就是“GDP”的不断上升，对于很多人来说，今天的生活水平除了物质和精神的选择更加多样以外，并没有提高，相反有下降的感觉。有一种理论，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尤其是中国这么大的人口基数，必须保持“GDP”呈一定的数量级增长。中国的各级官员们，不管是受邓公的话所激励也好，是受这些理论影响也好，是受个人功名欲驱使也好，总而言之他们奉“GDP”增长为神明，千方百计或者不择手段，一切为了发展，发展不惜一切。 看看它带来的代价吧：对能源、资源的过度依赖以及高消耗，环境污染严重，经济结构单一以低附加值产业为主，外向型有余内需不足，整个社会呈现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文化没落沉沦，教育唯功利论，公众的精神世界贫乏等等。以前不知道，金融危机来了，一下子暴露了潜伏在社会常态下的矛盾和问题。笔者生活的城市，是中部一个普通的几乎没有特色的城市。几年来，它差不多陷入了发展的迷狂之中，像是得了发展综合症似的，但是它的代价、它的成本是巨大的，在利用公共资源造就一批暴发户、为富豪提供为所欲为的环境的同时，充其量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也即生存问题，至于生存质量如何没人关心，这个城市人民的精神世界并没有得到提升，人人成了功利主义者，把虚无当作圣经，把浅薄当作崇高，就像这个城市时刻被一层如烟似幻的烟雾所笼罩，人们的思绪陷入伪真实的迷雾，公众在数着多乎哉不多也的钞票之时，普遍没有存在感，只不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同样的缺少寄托的日子罢了。 当历史走出极为虚弱的一页、发展成为国家的主流意志时，这些话语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过时。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高层敏锐地看出了问题之所在，从中国的未来发展来说，这一理论的重要性不亚于邓公当年那些掷地有声的话语。问题是，在权力话语中，对涉及中国社会未来发展路径的描述几乎可说面面俱到，但还是挂一漏万。也许它是个敏感的话题，也许它还在理论研究之中尚未形成定论，也许只是言辞闪烁只做不说，但无论如何，关于它的讨论没有进入官方日程，没有进入官方文件，也没有实质性举措去推进，说明正如它在权力话语中缺位一样，在现实世界中它也是缺位的。这里所说的，就是中国有中产阶层吗，中国需要不需要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什么样，为什么要中产阶层？本文开头说及的不读书、忌讳读书的现象，说明了这个社会的浮躁心态，也恰恰从一个角度说明中国的中产阶层尚未形成，更不必说成为社会主流，成为推动国家稳定、和谐发展的中坚力量了。 在西方，中产阶级是社会的解压阀和稳定器。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保持稳定、屹立不倒，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形成了一个在国民比重中分量很大的中产阶级。关于中产阶级有一个含混的但是看来得到很多人赞同的定义，即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追求生活质量，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 | 
发表于 2009-9-4 17:0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