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哀嚎着,瘫在路中间的泥水里。那辆车‘吭哧吭哧’地开到我前边,用车灯照着我。然后,退、退、退……司机也吓坏了,他看不出地上蠕动的这堆东西,是啥活物。”
这是蔚然“万村行”的一次遇险经历,也是他有生以来最感恐怖的一个夜晚。
在那个雨雾交加的晚上,他独自误入大山深处的无人区。等他推着自行车,好不容易爬到3000多米高的山顶时,四周已是浓雾弥漫,漆黑一片,只听得到山涧“哗哗”的流水声,还有一些动物发出的瘆人怪叫。
年久失修的沙石路,到处是坑坑洼洼的水坑。路边立着些突兀的巨石,人走到跟前,鼻子都快碰上了,才猛地发现它。刹那间,感觉就像一个没头没脸的怪兽,挡在面前。
“几次就把我吓完了,我的头发倒竖,身子冰凉,恐惧到了极限。”蔚然回忆说。
衣服早被泥水湿透,人又冷又饿,但他只能硬着头皮,哆哆嗦嗦地走着。突然,蔚然一脚踩空,连人带车摔下山崖。“完了,死定了!”滚出去几米远,人被一块石头卡住,自行车断成两截。他摸索着爬回路上,双腿再也不听使唤,只能瘫坐在泥水里。
此时过路车出现。“我生怕那个司机不拉我,跑了。真那样,我就完了,要么死掉,要么疯掉。”
蔚然,原本是上海一个衣食无忧的白领。不同于时下的年轻人,大多想方设法往大城市跑,奔求富梦而去,他却反其道行之,做着一件看上去不合时宜、自讨苦吃的事:放着舒坦日子不过,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专去中国的穷地儿,往最僻远的犄角旮旯里钻,帮扶贫困农民。
5年了,他去过12个省,跑了近千个村子,还没停下来。
“只有出现了这两种情况,我可能会停:一是我的钱全花光了;二是我生病,跑不动了。”
难道生命,真的就像这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吗?
“犹豫了整整两年,我才迈出这一步。”蔚然说。
他出生在宁夏,大学念的是中文系。毕业后,先是到北京工作,后去了上海。在上海,他曾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软件公司,中标过政府项目。“一直做下去,混个中产阶级,应该没啥问题。”
蔚然的强项之一,是善与人打交道,沟通、调解能力强,解决公关问题,一般不用请客吃饭。这点在他后来跑农村,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时,起了很大作用。
早在北京时,蔚然就有一个业余爱好,喜欢到农村考察,关注“三农问题”。那期间,他去过几次甘肃。一次,途中他住在一户农民家,那家很穷,却像招待贵宾一样招待了蔚然,左邻右舍好不容易凑钱,给他买了一块儿肉。走时,全村人又把他送到了村口。
“离开村子,我一路走一路想:都说好人有好报,可这些好心人,为什么生活得如此困苦?”很快,他纠正了自己的思路,不能这么凭感情想问题。毕竟,自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理性地想想:他们贫困的症结是啥?我能为他们做什么?
从那时起,一有空,他就跑农科院找技术,去国图查资料,也去周边的农村跑跑。“我去农村,有当地的单位介绍我时说是北京来的‘专家’。在农民的想象中,专家就是什么都会。他们会问:你看看,为啥我家的猪好几天不吃食了?别人家的黄瓜是直的,我们家为什么是弯的?这就逼得我回来后赶快学习。”
早在2004年,蔚然36岁时,就做好了自己“万村行”的架构——他打算用25年时间,走访上万个村子。他还规划了如何帮扶,开展哪些项目,去什么地方,行走的路线图等。
尽管这是他最想干的事,却迟迟没行动。
“中国有4个直辖市,我在其中3个待过,那都是人们想尽法子要去的地方。我已经在上海这么好的城市立下了,可是现在,要一下子全放弃掉,收入不错的工作、安定的生活,还要付出其他很多,那我首先要想周围人会怎么看。我能想象得出,他们会用上海话骂我是‘戆头’!”
“说白了,我还是一个俗人,放不下俗心俗念。”蔚然笑笑说。
是父亲的去世,让他下定最后的决心。
“他老人家的去世,给他的儿子,上了最后一课。”料理完父亲的后事,蔚然坐在回上海的飞机上,望着舷窗外飘浮的白云。他说自己突然间顿悟:对父亲来说,上苍已经很厚爱他老人家了,居然活到90岁。“但恰恰是这个90岁,刺激了我。难道生命,真的就像这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吗?”
“90年的岁月,也不过如此,也就3个30岁而已。我的第一个30岁已经过去,第二个也快10年了。等着一切条件都成熟,终于下决心行动时,可能我就快60岁了,还能跑得动、做得动吗?”他决定再也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看了,自己要全身心地投入到想做的事情中去。
一天早晨,8点15分,蔚然登上了上海至西宁的列车。随着车开动,他感到自己一下子解脱了、轻松了:“我再也不用犹豫、焦虑和兴奋,心里变得很踏实。”
到西宁,他买了一辆自行车,放上背包、照相机、笔记本电脑,马上就骑着车,去了附近的农村。
这一天,是2006年8月14日。
你能不远千里地来,知道俺们愁苦什,就行哩
看蔚然现在的脸,一点没有白领的模样,皮肤黝黑粗糙。他的个子有1.8米,体格壮硕。假如天气好、 |